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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鲁迅中医批判策略的形成与演变

        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邓小燕  2019年01月04日08:51

        一 “鲁迅并不反对中医”

        2008年3月,周海婴接受采访时说:“我父亲并不反对中医,反对的只是庸医。”同年5月,《知识就是力量》刊载了周海婴的口述文章《鲁迅并不反对中医》,文中说:“我父亲对于我祖父的病,对于中医药的看法,仅仅是他个人所接触的范围,并不是对全国的中医状况进行判断……他所反感、反对的是他所经历的庸医。” 1 为取信读者,周海婴还谈了自家使用中医的故事。

        周海婴的观点同幼年经历有关,但主要还是受了许广平的影响。许广平曾两次谈到鲁迅与中医的关系。一次是1946年7月1日发表于《文艺复兴》的《追忆萧红》,文中谈到自己患“白带”,医院治疗两月无效,偷偷服用白凤丸,效果却很好,后来鲁迅知道了白凤丸的奇效,不仅“对于中国的经验药品也打破成见”,而且将经验告诉朋友。 2

        一次是1956年10月发表于《新港》杂志的《略谈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二事》,文中谈到上海时期,鲁迅与周建人常闲谈,鲁迅对《本草纲目》《验方新编》称赞有加,不仅“亲自介绍一位朋友用它治疗孩子的疝病”,鲁迅自己的疝病也“用一种简单的药物治疗好了”。在见识了白凤丸的效果后,鲁迅不仅“很热心的向熟识的朋友介绍”,“有时还把中医中药治病有效的点滴经验,向医学刊物写出介绍”。许广平还说鲁迅很佩服一种“草头郎中”,“他们用几样简单的生草药治病,往往有非常好的效果”。文章还写到鲁迅的“惋惜”:

        但是这些医药,因为没有得到重视,所以不能更大地发挥作用,或者因为年久失传因而湮没无闻,对这一点他曾深表惋惜,以为没有人来对它加以整理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3

        周海婴和许广平的这些材料,似乎指向鲁迅晚年的中医观发生了转变,许广平解释这种转变,是因为晚年鲁迅“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已经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 4 。周海婴、许广平的材料和观点被后来研究者一再征引,尤其是中医界研究者,将之视为鲁迅中医立场转变的铁证,每当中西医论战回流之时,鲁迅往往首当其冲。研究鲁迅的中医观,首先要辨析周海婴、许广平的观点。

        鲁迅的中医观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问题”,这与中医的社会境遇,尤其是政治境遇密切相关。民国时期,中医遭到新文化阵营的激烈批判,鲁迅无疑最为突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医逐渐取得政治合法性,鲁迅的立场就面临合法性危机。

        1949年10月第一次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毛泽东、朱德就指示“团结全国的中医” 5 ,要求一方面中医进修西医知识,另一方面西医研究中医经验。然而卫生行政部门和西医界并没有领会政策实质,只单方面推进中医学西医,中医必须通过西医基础学科培训才能登记合格。单方面的“中医科学化”,甚至同民国时期废除中医的主张不谋而合。1952年1月26日,周作人在《亦报》上发表《中医科学化》,对卫生部组织中医学会的“首要任务是促进中医科学化”,进而争取中医的方针“非常佩服” 6 。周作人是长期关注并以实际行动介入中西医论战的重要人物,周作人显然很大程度地偏离了团结中医的政策,不过这种“偏离”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领导部门和医学界的普遍现象。

        1954年,这种“偏离”受到全面批判。6月,毛泽东在发言中说,解放后旧文艺受到扶助,中医却没有,主要责任是卫生行政部门有宗派主义,中西医未团结好,主要责任在西医,毛泽东指责这种宗派主义是一种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心理。 7 10月《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文章《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文中说:

        党一贯号召中、西医团结合作……可是几年以来,卫生行政领导部门一直没有认真执行党和人民政府的这一政策……甚至往往违反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对中医采取轻视、歧视和排斥的态度,采取种种限制的办法,这就打击了中医的工作积极性,助长了卫生工作干部和西医轻视中医中药的错误心理……其他有关的工作部门和社会舆论方面对中医也重视不够,关心不够。这些错误必须加以纠正。 8

        社论指出:“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研究中医学的必要性是无庸置疑的。” 9 之后,“中医学习西医”一变为“西医学习中医”。1955年《光明日报》社论文章《积极地推动西医学习中医》就说:“自从开展批判轻视和排斥中医的错误思想以来,各级卫生部门及医药卫生工作人员对待中医和接受祖国医学遗产的态度,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10 这场中医观的思想改造运动,许广平自然首当其冲。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同志会见时发表讲话,这次讲话围绕音乐和艺术,却多次谈及医学问题,并直接批评鲁迅:

        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11

        中医社会政治境遇的翻转,对许广平无疑是一种压力,而毛泽东的讲话,更定下了中医问题上评价鲁迅的基调。时隔仅一月,许广平就发表了《略谈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二事》,文章有“关于京剧”和“关于中医中药”两部分,显然是对毛泽东的回应,虽然文中说是回答“读者的来信”:

        近几年来,我曾经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他们认为鲁迅对京剧、对中医中药都有过一些议论,而在今天看来,这些议论似乎都发生一些疑问,因此要求我加以说明和解释。12

        这篇文章发表在《新港》杂志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专号上,同期还有未发表的鲁迅书简多件,以及周作人、李霁野、马达等人的文章,足见其分量。不过许广平仍担心文章不能被更多读者看到,相同材料又以《鲁迅如何对待祖国文化遗产》为题,发表在10月8日上海《文汇报》上。许广平显然急切地要为鲁迅的中医观开脱。

        比较1946年与1956年的材料,两者也有重要不同:前者只说到鲁迅对“中国的经验药品”打破了成见,后者却说鲁迅不仅向杂志写文章,介绍“中医中药治病有效的点滴经验”,还赞扬用简单生草药治病的“草头郎中”,尤其为那些医药的湮没无闻而深表惋惜,“以为没有人来对它加以整理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前者只谈到鲁迅对中药意见有所改观,后者不仅包括中药,还有中医,且这中医既非“庸医”,亦非“儒医”,而是阶级成分很好的“草头郎中”,更重要的是,后文鲁迅的观念完全合乎共产党的中医政策,许广平说:

        如果说他“否定”了祖国医学遗产,是完全不合符事实的。他正是希望有人加以科学整理,来好好继承应用,像今天所做的,也是他所拥护期望的。13

        从许广平的鲁迅“拥护期望”新的中医政策,到周海婴的鲁迅“并不反对中医”,其实一脉相承,这一过程中,鲁迅的中医观受到了遮蔽。

        当然,许广平、周海婴提供的私人领域的材料,虽不足以支持二人的观点,却足以引起对鲁迅与中医关系复杂性的思考。许广平认为鲁迅对中医的态度有一个转变,这一点并没有错误,笔者后文将揭示这种转变,只是批判策略的调整,而非价值评价的改变。

        在后文中,笔者将分析鲁迅中医批判策略的形成与演变,论文分为两部,上篇剖析现“身”说法的策略困境,下篇分析1929年后,受到废医风潮与日本药学实践的双重影响,鲁迅中医批判策略转变为废医存药。

        二 现“身”说法的困境(上)

        有学者研究鲁迅身体书写,用过“言语道断,身体出场”的说法14 ,但批判中医时,鲁迅往往是“身体出场,言语道断”,即呈现身体病痛在先,继则托出批判中医的主题,形象地说,这是一种现“身”说法的批判策略。

        中医吃人,中药杀人,在鲁迅作品中比比皆是,鲁迅笔下中医就是一种疾病。如《父亲的病》和《〈呐喊〉自叙》写中医中药造成父亲的死亡,《忽然想到(一)》和《从胡须说到牙齿》写中医治疗鲁迅牙痛的种种荒谬,《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写孙中山濒危之际,拒服中药的革命形象,小说也不例外,《狂人日记》与《药》里,中医是吃人的中医,《明天》中宝儿病重,而中医何小仙加速其死亡,《弟兄》写传染病风波下,中医反加重两兄弟的不安。“身”虽不一,“法”则相同,即对于中医的全盘否定。

        现“身”说法的必要性在于,个人疾病往往局限于私人领域,只有展现到公共领域的身体,才属于反中医意义上的身体,也才能产生启蒙的作用。现“身”说法的策略具有极强的批判力,民国时期批判中医的人很多,论影响之大,却没人超过鲁迅,这与现“身”说法的批判策略密不可分。毛泽东将鲁迅反中医归于“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也仍是现“身”说法导出的结论。

        但现“身”说法的批判策略却有自身的困境:一方面现“身”说法具有身体解放的启蒙意义,另一方面现“身”说法却将身体与传统医学的关系视为禁忌。这种困境同科学主义一元论有关15 ,表现在医学问题上,则是全盘否定中医药,并以西医(科学)置换中医(迷信)。这一过程中,人的身体自然首当其冲,现“身”说法的逻辑就是,私人领域必须以批判中医的面貌曝光于公共领域,否则便毋须身体出场,因而“身体出场”的同时,伴随着身体的遮蔽。

        鲁迅笔下,中医作为整体被否定,中医理论被等同于阴阳五行或“医者,意也”,中药经验则是以血肉为饵,奉行“月经精液可以延年,毛发爪甲可以补血,大小便可以医许多病,臂膊上的肉可以养亲”16 。鲁迅通过现“身”说法而呈现的身体遭遇,无不指向中医吃人,中药杀人。但中医真正造成身体与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种写作策略)间的困境,是在中医客观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可供利用,而中医本身又被整体否定的时候,这些可供利用的成分,不仅包括悠久的医疗经验,还有丰富的药学知识。

        无论是周作人指出鲁迅反中医的作品,如《父亲的病》《弟兄》等存在“诗的成分”,还是藤井省三先生的《〈父亲的病〉再考》,都一定程度上触及了鲁迅的批判策略,但都没能整体性地呈现这种策略的困境以及鲁迅的转变。本文将通过细读《从胡须说到牙齿》和《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两篇,内外结合,揭示这一问题。

        1925年10月30日,鲁迅写了《从胡须说到牙齿》,自嘲“从小就是牙痛党”,接着鲁迅通过梳理自己的牙病治疗史,展开对中医的批判:

        听说牙齿的性质的好坏,也有遗传的,那么,这就是我的父亲赏给我的一份遗产,因为他牙齿也很坏。于是或蛀,或破,……终于牙龈上出血了,无法收拾;住的又是小城,并无牙医……惟有《验方新编》是唯一的救星;然而试尽“验方”都不验。17

        鲁迅提到《验方新编》是“唯一救星”,在另外的文章中,鲁迅也说到年轻时家中所藏医书,能用于治病的只有“这宝贝的《验方新编》”18 。周氏兄弟对《验方新编》非常了解。《我的种痘》说它苦口婆心劝人种痘“大足以感人”。许广平也说鲁迅“曾经亲自介绍一位朋友用它治疗孩子的疝病”19 。周海婴谈父亲为自己治哮喘,据笔者考察,即《验方新编》上的“治哮吼妙法”。周作人在《中药可用》《常山》等文中,也感激《验方新编》曾治好兄弟的痢疾,自己也用过好几回。20 那么鲁迅的牙痛如何求助于《验方新编》呢?

        《验方新编·齿部》专章讨论齿病,书中先开出八个通用验方,然后次第列出“阴虚牙痛”“虫牙作痛”等八个常见症类,每类又因症施药,极具应用性。鲁迅说“试尽‘验方’”,若大体不假,那么一定有下面验方:

        老蒜二瓣,轻粉一钱,同捣融,敷经渠穴用蚬壳盖上扎住(用别物盖亦可),男左女右,少顷,微觉其辣,即便揭去,随起一泡,立即痛止,泡需挑破,揩尽毒水。21

        在这验方下,还附有一则文情并茂的故事:“曩者年中丞弱冠时患此,每发一次,呼号累日,饮食不进,有喇嘛僧实如授此方用之,数十年不发,真仙方也。”22 清代大员年羹尧“弱冠”患牙病,与鲁迅“从小就是牙痛党”情形仿佛,发作时“呼号累日,饮食不进”,与鲁迅后来日记所载也很相同,这“仙方”必对鲁迅产生过不小蛊惑。何况“仙方”仅两味药,都极易得,一试“仙方”,正是情理之中。

        并且鲁迅表现为虫牙症状。《验方新编》说“牙痛不外风、火、虫三项”。23 “虫”即“虫牙学说”。“虫牙学说”在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便有论述,曰:“有虫食于牙齿,则齿根有孔,虫居其间,又传受余齿,亦疼痛。”24 鲁迅是熟悉《诸病源候论》的,讨论“五石散”时还参考过它,书中对牙病的论述,鲁迅恐怕更不陌生。鲁迅的“或蛀,或破,……无法收拾”与巢元方所述正相同。鲁迅学医后明白了细菌学说,但1925年仍以“蛀”描述自己的病齿,思维上仍残留着虫牙病理的表达方式。

        治疗“虫牙”,《诸病源候论》说:“傅药虫死,乃痛止”,即以毒药杀死牙虫,如《本草纲目》有“海上仙方”:“踯躅一钱,草乌头二钱半,为末,化腊丸豆大。绵包一丸咬之,追涎。”25 又一方:“砒霜半两,醋调如糊,碗内盛,待干刮下。用粟米大,绵裹安齿缝,来日取出,有虫自死。”26上面二方中,砒霜、羊踯躅、草乌都有大毒。鲁迅牙疼得厉害时,也动过拔牙的念头,提到过一种“离骨散”,鲁迅说:“至于拔牙所谓的‘离骨散’,乃是理想之谈,实际上并没有”27 ,事实上《普济方》就有“离骨散”的两种配方:一为“夜游将军、人言、窑老、丹(少许)”,其中“人言”即“砒石之别名”28 ;二为“金凤子、砒石、砒霜”29 。鲁迅说“离骨散”是“理想之谈”,乃是不相信它的功效,但两味药方无疑都用了砒霜(或砒石)。鲁迅是否试过“海上仙方”和“离骨散”,这不得而知,但这些药无疑对鲁迅产生过极大的震撼,后来谈到毒物,砒霜的幽灵就出现了:

        ……可怕的倒在用有限的砒霜,和在食物中间,使青年不知不觉的吞下去,例如似是而非的所谓“革命文学”,故作激烈的所谓“唯物史观的批评”,就是这一类。这倒是应该防备的。30

        吞下“有限的砒霜”,不正和“海上仙方”“离骨散”治牙病相同吗?鲁迅提醒青年“应该防备”,岂止是纸面上有“大毒”二字,更与鲁迅的身体有着具体的联系。

        较之“海上仙方”与“离骨散”,《验方新编》中的“仙方”要算温和了,只有两味,大蒜可杀虫,轻粉为水银、盐、白矾(或皂矾)研磨混合加热,升华凝结而成31 ,有毒,也用以杀虫。牙痛用这两味药,正是针对鲁迅的“虫牙”。——然而就是这类和鲁迅病症相符,也合于传统医理的验方,且自隋以降,传承千年的经验,在鲁迅身上却完全失败。

        鲁迅说“试尽‘验方’都不验”,“试尽”或许有之,丝毫“不验”则未必准确,在另外的文章中,鲁迅就承认:“我幼时曾经牙痛,历试诸方,只有用细辛者稍有效。”32 《验方新编》也有使用细辛的验方,鲁迅却并不提及,两次表态存在不小差别,这正是现“身”说法的策略使然。因为鲁迅针对的并非一方一药,而是整个中医体系。《验方新编》中的“仙方”,在《本草纲目》也有:

        轻粉一钱,大蒜一瓣,杵饼,安膈骨前陷中。先以铜钱隔了,用蚬壳盖定扎住,一宿愈。左疼安右,右疼安左。33

        同是使用“轻粉”“大蒜”,具体施治时,却存在“男左女右”与“左疼安右,右疼安左”的区别。正是这玄虚的一面,成为鲁迅中医学批判的核心。

        鲁迅继续现“身”说法:

        后来,一个善士传给我一个秘方:择日将栗子风干,日日食之,神效。34

        鲁迅试过大量验方都一概不谈,稍有效的“细辛”也不谈,为何只谈“风干栗子”呢?因为鲁迅看透了“善士”的恶意。熟悉医书的人,大约不难明白这恶意,如《本草纲目》“栗”下载:

        经验后方治肾虚腰脚无力,以袋盛生栗悬干,每旦吃十余颗……久必强健。盖风干之栗,胜于日曝……35

        鲁迅没有直接指出这一点,但从这里开始,现“身”说法的矛头已直指中医的理论核心,鲁迅继续写道:

        自此之后,我才正式看中医,服汤药,可惜中医仿佛也束手了,据说这是叫“牙损”,难治得很呢。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36

        中医认为齿归肾经,叶天士《温热病·论齿》云:“齿为肾之余……若如枯骨色者,肾液枯也,为难治。”37 鲁迅的牙病,“中医仿佛也束手”,并受到长辈的斥责,正是认为鲁迅“肾液枯也”,这对鲁迅无疑是莫大的耻辱。《父亲的病》曾讽刺过叶天士“医者,意也”的理论,进而呈现父亲境遇之可悲,作为“牙痛党”的鲁迅,此时不就在父亲的位置上吗?

        鲁迅从早年“牙痛党”经历中截取三件事,然后说“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一语解开了前三件事所设的阴谋,这只是一种批判策略,因为“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显然并不真确。事实上鲁迅很早就了解并且认同中医,直到接触西医后,才全盘反思早年的经历。中医理论不仅存在于医书中,更已深入民间思维,鲁迅的“顿然悟出”实际并不准确。鲁迅重置“牙痛党”的记忆,隐去了“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复杂经历,通过现“身”说法,“顿然领悟”,使中医看起来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局。伴随着骗局被戳穿,故事的高潮来临了:

        如此者久而久之,直至我到日本的长崎,再去寻牙医,他给我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谓“齿袱”,这才不再出血了,化去的医费是两元,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38

        至此,“牙痛党”故事戛然而止,年轻时代的痛苦与耻辱,被简洁到不能再简洁的一句——“化去的医费是两元,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所制造的强烈的反讽一举扫除。

        以长崎治牙为分水岭,鲁迅告别中医,投身西医,然而“牙痛党”的故事却没有终结,但未了的部分在《从胡须说到牙齿》却只字未提。

        长崎之后“牙痛党”的故事,保存在私人化的日记中。《鲁迅日记》记录了鲁迅后半部分生命,几乎也是半部牙病史。1913年5月1日,鲁迅饮酒后回绍兴县馆,“夜齿大痛,不得眠”39 ,3日上午“往徐景文处治牙”,7日钱稻孙召饮,因为牙病,鲁迅却不能喝酒,11日“晚往徐景文寓补齿毕,付三十七元”40 ,从“补齿”可知,鲁迅的牙还是“或蛀,或破”的症状。12月20日、21日有校牙的记录。1914年6月、8月、10月,有牙痛夜作,以致失眠的记录。从1915年7月到次年3月,治牙记录凡14次。1916年3月13日“夜拔去破齿一枚”41,这是日记中第一次记载拔牙,时间是夜间,可能是疼痛难忍,且病牙松动,鲁迅亲自拔去的。为鲁迅治牙的徐景文,是很有资历的医生,《中国医学史》载“光绪三十二年九月赐游学生毕业出身,有谢天保、徐景文等赏给医科进士”42 。迁入补树书屋后,牙医也换了。1917年12月11日“齿小痛”43 ,大约疼痛持续,29日“下午以齿痛往陈顺龙寓,拔去龋齿……归后仍未愈,盖犹有龋者”,30日又“拔去龋齿一枚”44 。1921年3月27日“夜落门齿一枚”45 ,足见门牙与左右两侧同样脆弱。1923年3月25日,祭孔庙回来,“坠车落二齿”46 ,这与门牙本来不好也有关系。迁入八道湾后,多请日本牙医。1923年6月,牙痛持续发作,20日“上午至伊东医士寓治齿,先拔去二枚”47 ,22日下午又“拔去二枚”48 ,6月、7月、8月有9次治牙的记录。兄弟失和后,鲁迅迁出,1926年7月3日“午后往伊东医士寓拔去三齿”49 。大约医生水平不坏,1929年短暂回京时,鲁迅还三次前去治牙,且拔牙一颗。上海时期,鲁迅曾在“佐藤牙医”“宇都齿科医院”“上海牙科医院”等处治牙。1930年3月,王蕴如、许广平在上海齿科医院治牙,鲁迅为二人作日语翻译,在这期间,鲁迅的牙病也总爆发了,19日“午后落一牙”50,24日,硕果仅存的几枚牙齿也发威了,是日“下牙肿痛,因请高桥医生将所余之牙全行拔去,计共五枚,豫付泉五十”51 。拔牙之后,鲁迅装上全口的义齿,终于摆脱了“牙痛党”,是年鲁迅五十岁,已在《从胡须说到牙齿》后五年。

        笔者不惮其烦地抄写日记,是想利用更客观的材料,续写长崎之后的“牙痛党”故事。在前一个“牙痛党”故事中,鲁迅饱受牙痛折磨,寻求中医的救治,结果是一个失败,在后一个“牙痛党”故事中,鲁迅求助于西医,结果算得上成功吗?既然中西医治牙病不过是“殊途同归”,鲁迅何以厚此薄彼?

        这里有必要重新阅读鲁迅的文章:

        如此者久而久之,直至我到日本的长崎,再去寻牙医,他给我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谓“齿袱”,这才不再出血了,化去的医费是两元,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52

        鲁迅说自己在长崎治牙,但生平史料中却没有相关材料。长崎在日本西部,鲁迅活动于日本东部,两地相去一千多公里,鲁迅自然不会专程往长崎治牙。但据学者研究,晚清时,长崎是中国前往东京的必经之地,轮船行经长崎,至少停留半日,鲁迅临时登岸,顺便在长崎治牙,是唯一解释。53 鲁迅说治法是刮去“齿袱”,笔者检索古籍,又查阅日语词典,都未查到“齿袱”,也有说这便是“牙斑菌”的54 ,但未提供出处,鲁迅生造也未可知。就鲁迅著作来看,最相近的大约是《人生象敩》中的“齿石”:

        龈缘沉垽,亦称齿石,实为矿质,自唾液来,成分大要,为磷酸石灰,炭酸石灰,脂肪及食屑等,堆积既久,能损齿根,并伤龈肉,宜就医剔除,且防其复积。55

        鲁迅在长崎停留时间很短,那么刮去“齿袱”,极可能就是剔除“齿石”。正如鲁迅自己所说,剔除“齿石”亦当“防其复积”,借此根治则绝无可能。在长崎刮去“齿袱”,效果或胜过“仙方”,但对于根治牙痛,大约与“细辛”无异。

        那就吊诡了,何以鲁迅的文章对中医造成那样大的反讽呢?这乃是现“身”说法的成功。一者,何者为“齿袱”,一般读者并不明白,也绝不去过问;再者,“不再出血”,对于牙齿健全的人,也不知有何意味,一般读者能明白的,只是“化去的医费是两元,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进而“误读”为西医略施小计,便将一个饱受中医羞辱的牙痛患者救拔出来。但与中医一同被遮蔽的,还有鲁迅身体的真实境遇,这也正是现“身”说法的困境。

        通过现“身”说法,鲁迅将私人领域的牙痛,巧妙地转为公共领域的中医批判,中医自巢元方以降千余年的经验便轰然坍塌。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中,鲁迅则以孙中山的现“身”说法,达到了同样的效果。

        三 现“身”说法的困境(下)

        1926年3月10日,应《国民新报》之约,鲁迅写了《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的纪念文章,文中说:

        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时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勿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己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56

        通过孙中山的现“身”说法,鲁迅塑造了一个以生命捍卫科学的“永远的革命者”。鲁迅的文章发表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上,在革命声势高涨的1926年,鲁迅同他人的文章基调也相同。中医理论不科学,中药即便有效,也要同中医理论一并被否定,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令鲁迅大为感动。

        这则“琐载”,《鲁迅全集》认为是1925年2月5日《京报》刊登的《孙中山先生昨日病况》57 ,报上登载的情况如下:

        孙先生许多友人,主张急用中药,向协和医院磋商,主任医员已接受此项劝告,谓如认定需要时,则能安全搬出病院,用旧医疗治。否则亦可留院,用镭电母疗治,以作减轻痛苦之方。中山先生对此二法,均云已洞悉,经考虑而后,决定选择后法。……继又详论中西医之比较,谓中医已有数千年之历史,中药尚多为外国所未曾发现者,惟西医于探明病之原委及其所用之疗治方法,则较善于中医云。58

        此篇与鲁迅所述出入较大,实则当时谈到孙中山不用中药的报道不止此篇,2月17日《京报》载《中山先生病况》一文,笔者认为“琐载”应当指此,文章说:

        谓余治医学数十年,夙知中国医药有数千年之文明,可采甚多,前在香港医学会,曾见龙舌草等贡献增加中国之信誉。余岂不知中国医药者。惟中国医学,未能应用近世科学,以探究病源,即如余之肝病,中国医生最精明者亦不过指为肝痈,殊不知肝部痈疽,种类甚多,性质不一,非用科学的考验,不能真其确见,病源尚不知,用药何能有把握?亦不过偶然邂逅而已。今西医既查出余之病源,又尚有“镭锭”可以施疗。余何为又易中医云云。59

        两则材料都提到孙中山认为不必更换中医,后者态度更为坚决,但不用中药的原因,却不止鲁迅所说的“诊断的知识缺如”,还因为先进的镭射治疗只能在协和医院进行,同时协和医院也规定,在院患者不能接受中医治疗,除非迁出病院(孙中山也不例外)。更重要的是,孙中山并没有因为中医缺乏“诊断的知识”,便否定中药。孙中山认为,中药治病只能“偶然邂逅”,显然为中药留有余地。

        实际情况同鲁迅叙述也大相径庭。1925年1月24日,孙中山住进协和医院前,曾向中医葛廉夫询问病机,葛氏开方后,孙中山以“平生未服过中药,恐不能受”推辞了,并希望将葛氏的药方交给西医,让西医依照葛氏的方法来治疗60 ,显然孙中山并不排斥多方面了解自己的身体。住进协和医院后,孙中山家属和国民党要员,屡劝其服中药,孙中山不允,众人同中医商议后,于饭菜中进黄芪汤和人参汤,孙中山知道后也勉强接受了。镭射治疗失败后,西医束手,医院宣布孙中山“至多不出七日”,孙中山“闻是言大怒,急欲立刻移出协和医院”61 。2月18日,孙中山家属及随侍党人,“咸思改用中医治疗,以尽人事并盼望出现奇迹,经商诸先生决定是日移出医院”62 。孙中山迁到铁狮子胡同后,立即延请张静江、胡适等人推荐的陆仲安等人来诊,用药数日,稍能安眠止痛,却无大效,又于24日延请上海名医唐尧钦、周树芬合诊,仍不见效,26日停服中药,并于3月12日逝世。

        那么,鲁迅确实只见到一条“琐载”,还是故意掩盖了孙中山服用中药的事实?有足够的证据指向鲁迅故意掩盖了孙中山服中药的事实。

        孙中山北上之后,一直处于舆论中心,孙中山的病情,各大报纸每日也持续报道,中医治疗的细节也刊于报上。如《顺天时报》,几乎每日报道孙中山的病情,1925年2月17日至3月9日,至少8次报道了孙中山接受中医治疗的情况。《晨报》上不仅有汤尔和与汪精卫关于是否接受中医的争论,也一直报道孙中山接受中医治疗的消息。尤其是《京报》,作为重要的进步报纸,报道孙中山的病况更勤,接受中医治疗的报道也很多,如2月5日《孙中山先生昨日病况》(小标题“先生不赞成用中医;仍住院用镭电疗治”),2月16日《中山病况昨无变化》内有“西医手术已穷,而改易中医疗治,中山先生又不赞同,此实为困难之点云云”,2月17日《中山先生病况》,2月19日《中山先生昨晨迁入行辕》(小标题“西医谓已无望”),2月20日《中山先生微有起色》(小标题“改服中药稍见效”),2月21日《中山先生昨日病况》(小标题“中医陆仲安治脉案及药方”),2月22日《中山先生病况无变化》(小标题“中药不过减痛苦”),2月25日《中山先生昨日病况》,2月26日更是连发三篇,包括《可虑之中山先生病况》(小标题“改服唐周两医药方”),《汪精卫谈中山先生之病与国民党内情》以及《中山左右及陆医之重要辩正》,3月1日《中山先生病况》(小标题“停服中药之原因”)等,都是对孙中山接受中医治疗的报道。这期间,鲁迅的杂文《忽然想到(四)》及译作《出了象牙之塔》都登在《京报副刊》上,且持续多期。除非鲁迅不看报,否则不会只看到“一条琐载”。

        事实上,鲁迅此时同国民党关系很近,有理由留意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新闻。2月17日孙中山决定迁出协和医院改请中医,孙中山机要秘书邵元冲得知这一决定后,开始收拾居室,预备明日孙中山移出。忙完这些事情,当夜邵元冲又为《民国日报》约稿,邀请鲁迅在内的新闻界人士饮酒(小说《长明灯》便是应邀而作)。邵元冲同鲁迅等报人见面,也有可能谈到孙中山的情况,何况邵元冲本人对于中医极为佩服。63

        而且《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带有明显的“听将令”的色彩,文章发表于1926年3月12日《国民新报副刊·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上,这时大革命的宣传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北伐也即将展开,继承孙中山的革命遗志,强调孙中山的革命者形象,遂成为核心主题,鲁迅的文章也不例外。在另一篇和孙中山有关的文章《战士和苍蝇》里,鲁迅说:“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比较两篇文章,可以看到时代“将令”(革命和科学)对《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创作的影响,作品现“身”说法的策略正好和这一“将令”相吻合。或许正是“听将令”成分太重,《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未收入主体为1926年杂文的《华盖集续编》,而是到了1936年才进入《集外集拾遗》。

        孙中山的病与死,折射出身体解放的复杂性。在“科玄之争”已经确立了科学的绝对地位,中西医论战正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整个传统医学都被视为糟粕,孙中山的选择以及对于传统医学的意见,是需要掩盖的事实。在鲁迅的纪念文章中,经由孙中山本人的现“身”说法,一个合于新文化规范的革命者形象,便凿凿不破地确立起来。

        如果详细考察,现“身”说法的叙事策略并未贯穿鲁迅整个文字生涯,而是大致始于1918年的《狂人日记》,一直延续到1926年的《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64 ,在这之后涉及医学的文本,如1929年的《“皇汉医学”》,1930年翻译的《药用植物》,1933年的《经验》《我的种痘》等,都不再使用现“身”说法的批判策略,鲁迅放弃了笼统地“讲生理终于打医生”,将传统医学一并推倒的做法。《我的种痘》虽仍以“身体出场”,用意却不在现“身”说法。

        许广平将鲁迅的这种转变解释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鲁迅认识方式的影响,这或许不无道理,但仔细分析鲁迅中医言论的着眼点,也能发现前后的区别,前期传统医学常被视为整体而被批判,后期鲁迅对传统医学作了分割,相对肯定的态度集中于实用经验与实效中药,中医医生和中医理论仍然被批判。65 经验层面与理论层面的分别对待,在晚年凸显出来,这并非一蹴而就的,鲁迅也一直在协调现“身”说法的策略与经验层面的冲突,并且这种冲突也来自自身。因为无论是许广平、周海婴给出的材料,还是鲁迅自己的记录,鲁迅并非不采用中国经验,不服用中国药的,这就形成了内部反思的动力。

        《鲁迅日记》中,1912年11月10日有“饮姜汁以治胃痛,竟小愈”,23日又记“下午腹痛,造姜汁饮服之”,1914年12月6日记“夜服姜饮”。鲁迅很诧异“姜汁”的效果,因而多次服用,且病症每次都发生在冬季,极可能是受寒引起。《验方新编》中《寒症腹痛》条所列妙方之一就有姜汤。661916年1月22日记有“晚因肩痛而饮五加皮酒”。五加皮酒是民间流行的药酒,《本草纲目》上说“五加皮酒去一切风湿痿痹,壮筋骨,填精髓”。又如1920年11月23日有“上午服蓖麻子油二勺,泻二次”。67 鲁迅有严重的痔疮,往往伴随多年便秘,鲁迅服用蓖麻子油,应该就是治疗便秘。蓖麻子油是效果很好的泻下之药,《本草纲目》上记其“气味颇近巴豆”68 ,毒性却不及巴豆。

        《马上日记》还记载过“柿霜糖”,许广平告诉鲁迅柿霜糖性凉,治疗嘴角生疮最好69 ,鲁迅便将吃剩的收起,预备嘴角生疮时拿来治病。70柿霜虽制成糖,但传统医学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药食同源。《本草纲目》中记载柿霜能“治咽喉口舌疮痛”71 ,鲁迅显然不排斥这种已民间化了的经验。

        鲁迅不仅不排斥中药,对于实用的中医经验也不排斥,周海婴谈到鲁迅为自己治病,酷暑天在背上贴中药,三年持续治疗,病竟然好了,周海婴认为这是一种“民间中医疗法”72 。此段经历,上面文字还失于含糊,《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却记得详细。书中写鲁迅用“蒸汽吸入法”,或贴“安福消炎膏”来治病,但效果不佳,用芥末糊效果最好:

        ……用一个脸盆,放进二两芥末粉,冲入滚烫的开水,浸入一块毛巾,待芥末汁浸透以后……绞去水分……热敷背部……十几分钟后撤去……经过这一番热敷,感到呼吸大为通畅,而且又困又乏,缓缓睡去,往往可睡个通宵……但有时哮喘剧烈……父亲就直接用二三两芥末,加凉水和匀……贴在背部。此糊虽凉,但越敷越热,刺痒灼热,颇不可忍……73

        周海婴说“这显然是一种民间中医疗法”,又说“这种方法不知由谁介绍”,都不大准确,这仍是鲁迅从《验方新编》中学来的“治哮吼妙法”:

        病发先一时,用凤仙花连根带叶,熬出浓汁,乘热蘸汁在背心上用力擦洗,冷则随换,以擦至极热为止……再用白芥子三两,轻粉、白芷各三钱,共研末,蜂蜜调匀作饼,火上烘热,贴背心第三节骨上。贴过,热痛难受,正是拔动病根,务必极力忍耐,切勿轻易揭去……74

        “治哮吼妙法”分两个阶段,先用药物擦背生热,不生效,则以白芥子等药调饼敷背。鲁迅则先用湿毛巾热敷背部,病重则用芥末调糊敷背。二者在流程和效果上大同小异,只是鲁迅有所简化和改良。

        以上私人领域的事件,有抄古碑时期的,有“呐喊”“彷徨”阶段的,也有“左翼”转向后的,贯穿鲁迅一生的重要阶段。鲁迅并非不利用中医药经验,这些无疑从内部促进了后来的策略转变。鲁迅意识到中医理论与经验应区别对待,这样一来,看似不可解决的“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与“诊断的知识却缺如”间的矛盾,便已先在私人领域得到了解决。

        如果现“身”说法的批判策略是鲁迅早期处理与中医关系的一条明线,私人领域里显然并行着一条暗线。“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早在1918年,鲁迅已表达过这种观点75 ,但具体到中医问题上,突破“中西医之大防”,进而采取更具建设性的批判策略,是到了1929年,在“废止旧医案”风潮以及日本药学实践的双重作用下,私人领域的暗线才转为明线。

        四 “废止旧医案”与《“皇汉医学”》

        1929年10月22日,在给江绍原的信中鲁迅谈到两件事:一是“《语丝》上的一篇杂感,当然是可以转载的”76 ,这篇“杂感”即8月5日发表在《语丝》上的《“皇汉医学”》;二是“《国人对于西洋医学方药之反应》,我以为启发方面及观察中国社会状态及心理反面,是都有益处的”。77此处的《国人对于西洋医学方药之反应》,原题《中国人对于西洋医药和医药学的反应》,是江绍原在《贡献》杂志上连载的一系列文章。信中谈到的两个问题都涉及医学,更直接地说——都是批判中医。这并非巧合,从背景上看,中西医大论战早已逾出医学界,新文化阵营的知识分子,如鲁迅78 、周作人、傅斯年等人都纷纷助阵西医,江绍原更自封为“观战记者”,呼吁冲破“旧医药阀”。不过鲁迅与江绍原这回的合作,更直接的背景却是2月初那场引起轩然大波的“废止旧医案”。

        1928年北伐成功之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汪精卫认为明治维新始于废止汉医,于是四处演说,主张废除中医。这意味着中西医论战,已从理论之争,升级为政治上的存废之争。但汪精卫的演说并未引起中医界的重视。到1929年2月,南京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与会的十七人全是西医,会上通过了余云岫起草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79 法案从进化论出发,认为医学应由“个体医学”进到“预防医学”,“阻遏科学化”的“旧医”应当被废止,“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主要方法,一面要求“旧医”须在五年内接受必要的补充教育,方能颁发证书,获得营业权,否则禁止营业;另一面“禁止登载介绍旧医”“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之宣传”“禁止旧医学校”80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废止旧医案”,它与日本废除汉医的做法如出一辙,甚至更为激进。明治政府于1875年、1879年颁布《医师考试规则》和《医师执照规则》,规定必须完成三年以上系统学习,方可参加考试,获取行医执照。81明治政府法令,虽未明言废医,正如周作人所说:“只准有旧有者继续行医,不能新添,而考试科目也渐加严,所以明治十六年以后汉方医可以说是无复活路了。”82 西医欲效法日本,试图一举摧毁中医。

        “废止旧医案”公布后,立即引起中医界的义愤,以上海中医药界为核心,中医停诊,药店停业,以示抗议,并电召全国中医药代表,于3月17日在上海召开大会,又选出代表前往南京请愿。蒋介石在接见请愿代表时,表达了“我对中医中药绝对拥护”的立场83 ,“废止旧医案”被暂缓执行。但这只是缓兵之计,4月29日教育部又颁布公告,将中医逐出学制系统,并下令取缔中医学校,禁止各校招生,卫生部也颁发禁止中医参用西法西药等禁令。中医药界交涉抗议无果,再次邀集全国中医药界召开大会,决议将中医中药一律改为国医国药,同时举行更大规模的请愿、罢市。为平息舆论,国民政府撤销了教育部、卫生部的布告,而两部又向行政院申辩,取缔中医的部令照旧执行。84“废止旧医案”虽未达到日本那样的效果,但由此升级的中西医论战,却不断高涨,这成为1929年社会思潮冲突的重要事件。

        这也就是鲁迅在《“皇汉医学”》开头所说:“革命成功之后,‘国术’‘国技’‘国花’‘国医’闹得乌烟瘴气。”85

        就在这“乌烟瘴气”之时,“日本汤本求真做的《皇汉医学》译本也将乘机出版了”86 。《皇汉医学》成书于1927年,仅隔一年,近七十万字的汉译本就出现了,并且同时出现了两个译本87。

        《皇汉医学》的出现,适值废医风潮,其影响一开始就超出了著作本身,如刘泗桥译本广告道:

        本书系日本医杰汤本求真巨著。体例精深。汤本氏本西医。痛于长女之亡。无术挽救。自恨医术不济。发奋研求汉医学。积十八年之久。融会中西。著称此书。引起日本西医界极大之注意。其内容于先辈论说。诊断治疗。治验药物。无不以科学原理解释出之。彼邦近今翻然变计。复兴汉医。此书实为嚆矢。反顾国内尚欲重演他人错误之历程。此书出版。当能有所憬悟矣。88

        《皇汉医学》对西医有不小威胁。西医试图一举摧毁中医,所依靠者科学,所效法者日本,《皇汉医学》不仅“以科学原理解释”,还声称“彼邦近今翻然变计”,且引发“日本西医界极大之注意”,直接摇撼废医派的两大根基。

        是书一出,同时引起中西医界的高度关注。早在鲁迅发表《“皇汉医学”》之前,余云岫已经意识到这种威胁:

        今年上半年,日本东京发现了一种皇汉医学会,说要改革现代医学,用日本中国旧医的勾当来作基础。这个风声刮到我们贵国一般不三不四的伪医耳鼓上,就不觉大大的高兴起来。说是日本的科学医这样高明,尚且倦鸟知返,要用东亚的旧医来代替它,可见旧医实在有价值。我们贵国是旧医的发祥地,竟有舍己芸人来提倡科学医,来打倒旧医,真不知是具什么心肝?……你看他们日本先进国,对于旧医却这般提倡、这般崇拜,哪里还可以废止呢?89

        《皇汉医学》出版之后,余云岫大觉不幸而言中:

        这部《皇汉医学》,就是中国旧医的救命符,大可助张反抗新医之威势,大可当作拒敌新医革命军之利器,更可迷朦大亨要人之头脑,当作减退其革新思想之麻醉药,回复其恢古思想之返魂香。90

        余云岫显然担心《皇汉医学》“迷朦大亨要人之头脑”,进而阻碍政治层面的废医进程。迫于形势,余云岫在《医药学》《社会医报》开出“皇汉医学批评”专题,全方位展开对《皇汉医学》的大批判,并在《生活月刊》《健康杂志》《医林新志》等杂志上转载,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皇汉医学》汉译本出现之时,适值废医浪潮,它在中国之影响远过于本国,周作人从医学史的角度,将“皇汉医学”视为“弓末之末”:

        (日本)旧派的遗老遗少也未必完全没有,譬如听说现今风行中国的一部《皇汉医学》,即是这种人的作品,不过在中国虽是风行,在日本却之是弓末之末,学界中人几乎不大注意,并不当作反动看了。91

        周作人自1927年为丙寅医学社作《〈医学周刊集〉序》开始,对医学史,尤其是日本医学史,做过专门研究,也发表过不少文章,他视《皇汉医学》为“弓末之末”是准确的,至少这是日本的事实。明治医师考试与执照规定出台后,汉方医为维护千年传统,展开了悲壮的救亡运动,但仍归失败。明治三十一年(1898)到明治四十年(1907)十年间,竟无一部汉医著作出版,被认为是“日本汉医发展史上最黑暗的时期”92 。明治四十三年(1910),汤本求真的老师和田启十郎自费出版了《医界之铁椎》,成为“黑暗时期”的重要著作,书出次年,便被丁福保译入,但影响甚微。和田启十郎之后,汉方医的重要著作,便是《皇汉医学》。汉方医学可谓是灭而不绝,此即周作人所谓“弓末之末”。然而飞箭横空,虽在末势,也足以造成人心的波澜,何况中国与日本情形又大异,就更不能以“弓末之末”视之,周作人斥《皇汉医学》为“弓末之末”,虽是蔑视,自然也怀着很深的警惕。

        《“皇汉医学”》是鲁迅在看到周子叙译本广告后写的,一直被认为重点不在批判中医,许广平是此种观点的始作俑者,许广平说:《“皇汉医学”》的内容并非着重谈中医中药本身,因此我不多谈”93 ,这之后的研究者,也少有“多谈”的。如果联系到“乌烟瘴气”的社会背景,会明白鲁迅这篇杂文,恰是对废医浪潮的直接介入。

        鲁迅看到“可入《无双谱》的汤本先生的《皇汉医学》”,虽然一纸广告才出,便引起各方关注,正如余云岫说的,它是中医的“救命符”。如果说余云岫的批判是正面进攻,鲁迅则试图釜底抽薪。

        《“皇汉医学”》在批判了“皇汉”人的劣根性之后,引了冈千仞《观光纪游》上的一则记录:

        二十三日,梦香竹孙来访。……梦香盛称多纪氏医书。余曰,‘敝邦西洋医学盛开,无复手多纪氏书者,故贩原板上海书肆,无用陈余之刍狗也。’曰,‘多纪氏书,发仲景氏微旨,他年日人必悔此事。’曰,‘敝邦医术大开,译书续出,十年之后,中人争购敝邦译书,亦不可知。’梦香默然。余因以为合信氏医书(案:盖指《全体新论》),刻于宁波,宁波距此咫尺,而梦香满口称多纪氏,无一语及合信氏者,何故也?94

        《观光纪游》六日前才从日本寄来,鲁迅说这书“来得正好”,因为这则记录应景至极。冈千仞是日本汉学家,却不懂中国话,“叙寻常寒暄,皆赖毛颖子”95 ,书中对话,都是“笔谈”实录。谈多纪氏医书一则,选自《苏杭日记》。文中说,梦香收罗了不少多纪氏的医书,赞赏多纪氏能阐发医圣精髓,遂视为至宝,并为日本不加珍惜而可惜。而在冈千仞眼中,日本已视汉医为“刍狗”,弃之不顾,时下西医昌明,十年之后中国恐怕更要争购日本所译医书。冈千仞来华,是在1884年,前一年(1883年)日本太政官布告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医师执照规则》和《医术开业考试规则》,这意味着汉方医的救亡努力彻底失败。在这样的背景下,请愿救亡虽仍在继续,但汉方医界普遍笼罩着绝望的情绪,“有的废弃医业,出家为僧;有的遁迹山林,回避现实;有的砸碎药柜,另谋生计;有的发誓不让子孙后代以医为业,有的甚至满怀悲愤自缢身亡”96,多纪氏的医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流到了“上海书肆”。汉方医学在日本落魄不堪,而中国仍引为至宝,鲁迅借此讽刺以“刍狗”为至宝的“皇汉”人。

        除了讽刺“皇汉”人的脾气,鲁迅更要刨出《皇汉医学》的根基。日本汉方医学在中国影响下独立发展,分为三脉:一是宗张仲景的古方派;一是以唐以后中医,尤其是金元名医刘完素、李东垣为宗的后世派;一是不分古方、后世的折中派。《皇汉医学》是古方派的集大成作,全书“大半以张仲景之《伤寒论》、《金匮要略》为基础,而所引用各家之论说、治验,悉以演绎扩充张仲景之所论为限”。97 《观光纪游》中冈千仞视多纪氏医书为刍狗,直接否定了古方派所宗的张仲景。《鲁迅全集》注释“多纪氏”为“多纪蓝溪”,事实上并不正确。多纪氏家族出现过不少名医,以研究仲景之学著名的,有多纪元简及五子多纪元坚,前者有《伤寒论辑义》《金匮要略辑义》,后者有《伤寒论述义》《金匮要略述义》和《伤寒广要》等98 。“发仲景氏微旨”的“多纪氏医书”,必不出以上数种。鲁迅引用这一则记录,不仅批判“皇汉”人的脾气,更将包括张仲景、多纪氏,乃至《皇汉医学》一脉的汉方医,同视为“破铜烂铁”,一并掘出弃之。

        《“皇汉医学”》出来之后,不仅江绍原拿去转载了,批评中医的《国医评论》也节录予以转载,《“皇汉医学”》是代表西医界回击中医的一记重拳。在《“皇汉医学”》之前,鲁迅对于中西医论战保持了相对距离,介入形式也较为间接,这是鲁迅第一次直接介入中西医论战,此后鲁迅的介入不仅更为直接,也更为深刻,这便是《药用植物》的翻译。

        五 从《“皇汉医学”》到《药用植物》

        在鲁迅的著译作品中,刈米达夫的《药用植物》是很少受到关注的一部。《药用植物》的翻译是在1930年10月前完成的,连载于王云五、周建人主编的《自然界》第5卷第9、10期,第6卷第1、2期。检阅《鲁迅日记》,这之前鲁迅不断收到《生物学讲座》系列丛书,书账也显示有《生物学讲座》十二辑凡八十本,《药用植物》应是其中一种。鲁迅为何会在1930年挤出不少精力翻译一部生药学著作?这部作品的翻译动机一直悬而未解。

        周建人曾两次谈到鲁迅翻译《药用植物》动机,一次在“文革”期间:

        鲁迅青年时期就喜欢研究植物、动物,如研究《南方草木状》,在日本学医,在绍兴府中学堂教博物,他对自然科学的爱好一直到他死没有中断过。自然科学是一门很重要的科学,促进破旧立新,对革命起到极大的推动力。鲁迅对自然科学是非常喜欢的。一次我到他那里去,他说有一种丛书,是日本出的小丛书《药用植物》。当时我正在编自然小丛书,因为拉稿,他就翻译起来。99

        一次在“文革”后:

        鲁迅翻译《药用植物》一书,是由于他非常热爱自然科学。一直到他晚年生病时,他还念念不忘用显微镜来研究科学。他认为:只有进行社会革命,把科学搞上去,国家经济和一切事业才能有大发展。他过去学过医,对药物学很有兴趣。当时日本出版了一本《药用植物》,他就翻译出来,放在我编辑的小丛书中去。100

        不考虑材料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周建人将《药用植物》的翻译,同鲁迅早年博物学爱好联系起来,然后谈到自己“拉稿”,此外便没有特别重要的信息。鲁迅晚年有翻译《昆虫记》的计划,1930年书账显示已购有《昆虫记》。倘因早年的博物学爱好,那么译《昆虫记》岂不更好?周建人实际上没有揭示鲁迅的根本动机。

        观照《药用植物》的研究者,主要沿袭了周建人的观点,此外便是发挥许广平的观点,将《药用植物》视为鲁迅晚年中医态度转变的证据:

        “五四”之后,鲁迅对中医药经历了排拒、隐系和回归的过程。……鲁迅于1930年不惮烦难翻译了较长篇幅以中日药用植物为主体的《药用植物》,从文本上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文献资料,有助于坐实前述的回归。他的回归与认同且不止于口头的谈话和书面的文字,他还以翻译的实际行动促进中医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这是更高层次的回归。101

        作者缺乏医学史背景,得出了鲁迅对中医药“回归”,并“以翻译的实际行动促进中医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这种貌似实非的观点,并且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充斥于不少论文中。

        以上两种观点之外,还有研究者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出发,将《药用植物》的翻译视为鲁迅在回应“日本对中国传统的本草学所做的近代化(或者说欧洲化和日本化)的努力”102 ,文章分析颇为独到,但没有纳入医学史视野,也未能落实鲁迅的翻译动机。

        事实上,1929年废医案公布后,中医危机空前高涨,中医以结社、办学、办报刊等方式迎战西医,同时也被迫反思中医,试图推动中医科学化。西医视中医为玄学,为了争夺科学话语权,半中半西的中医更被西医视为很大的威胁,这也是《皇汉医学》会被西医引为大敌的一大原因。鲁迅在《“皇汉医学”》中说:“讲科学者不大提,有几个说神见鬼的便介绍。”103 正是意识到这种威胁,至于如何应对,鲁迅接着说:“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卒业者何止数千人,做西洋医学的也有十几位了,然而我们偏偏刮目于可入《无双谱》的汤本先生的《皇汉医学》”104 ,纸面上虽在讽刺《皇汉医学》,纸背后却呼吁介绍些“做西洋医学的”。一年后,鲁迅翻译《药用植物》,乃是对于一年前呼吁的自我回应,实质上仍是站在西医(科学)的立场上,展开的反中医行动之继续。《药用植物》的主要动机,便在于此。

        关于鲁迅翻译《药用植物》,还存在一个或许不被视为问题的问题:曾留日学习医学的鲁迅,为何决定翻译一部药学著作,而非医学著作?按理说从八十册的《生物学讲座》中选出一部医学著作,鲁迅未必不更拿手。日本现代医学教育,医学药学是分开的,鲁迅学过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甚至还学了物理、化学和伦理学,自己也编过生理学讲义《人生象敩》,却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药学教育。鲁迅到了晚年为何“背叛”自己的专业训练?这个问题触及鲁迅中医观的日本因素,对此作答,也会揭示鲁迅晚年批判中医的策略调整究竟包括什么内容。

        1903年1月,56岁的浅井国干在名古屋家中抱恨而终,这位明治时期著名的汉方医师,为挽救汉方医学,徒劳无获地奔走呼号二十余年,无可挽回地看到浅井家族三百年来十代人承继不辍的“千载道统”走向终结。同是1903年1月,23岁的鲁迅与陶成章、许寿裳等留日学生,在东京发表了《绍兴同乡会公函》,呼吁乡人留学日本,“求智识于宇内,搜学问于世界”,“惊醒我国人之鼾梦,唤起我国人之精神”。105 这“智识”“学问”鲁迅以为首先是医学,鲁迅说“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106 。彼时日本的西洋医学,是让汉方医普遍感到绝望、充满乾坤鼎革的末世气息的新医学,浅井国干眼中的一片晦暗,在鲁迅眼中却是一派昌明,质言之,新医学选择与传统汉方医学一刀两断。日本医学的这种特点,正是鲁迅中医观念中不可忽视的日本因素,日本西洋医学的这种属性,无疑对鲁迅的中医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药用植物》作为一部药学著作,情形与医学却有很大的不同。事实上日本现代药学与传统本草学之关系,远不如西洋医学与汉方医学之紧张。幕府后期,兰学传入日本,汉方医并没有排斥利用西洋药学知识,且汉方医学有着悠久的侍医传统,医学传承也重家学与师承,幕府末期一些医学世家子弟,接受西洋医学时,汉药不仅没有湮没于明治维新的西医风潮中,甚至转化成现代生药学延续下来。日本早期的生药学家大井玄洞,就认为西药与汉药本意相同,都是采自“草木或矿石之精”。著名生药学家下山顺一郎,将中国本草学同现代生物学相结合,因而成为药学研究的权威。汉方医被废除的同时,汉药却被收入《日本药局方》。107 《药用植物》也说:“在现下,汉方衰弱了,而卖药之内,汉方药还有很多,那消费量也很大。在日本,卖药的年产额为二亿圆内外,其中的五成是用汉方药的。”108 此时汉方医被废除已经五十年,而汉药仍盛行于日本,医药之别,显而易见。

        刈米达夫是下山顺一郎的学生,《药用植物》继承了老师将化学应用到本草学研究的方法,非常重视传统经验。《药用植物·总说》写道:“以植物为药,早始于人智未开的时代,是专由经验,知其药效,因而流传的,至于近世,加以实验和学理,遂有今日的发达。”109 《药用植物》所纳入三类生药,A.医药,B.汉方药,C.民间药,除了“医药”是“应用于现代的医术的药”,另外两种都是传统经验对象,书中甚至还说:“凡所谓药,几乎全是靠了民间的经验,这才知道药效的,所以C和A以及和B之间,也难于加以划然的区别。”110 刈米达夫尤其重视汉方药之研究111 ,书中说:“近年由药学及医学两方面,汉方药之研究非常盛行,从汉方药中陆续发现有价值的医药,为现代医术所采用者,也已经不少。”112 事实上,现代科学萃取植物有效成分时,参考传统经验,药学研究会事半功倍,如《药用植物》记载麻黄:

        ……在汉方,麻黄的茎叶是用为发汗,镇咳的药,但同时,那地下茎,则作为制汗药,而用于结核患者的盗汗等。就是,地上部和地下部的作用,是发汗和制汗,恰好反对,《本草纲目》亦云,“麻黄发汗之气,驶不能御,而根节止汗,效如应响,物理之妙,不可测度”。近年医学博士藤井美知男氏于麻黄地上部和地下部的生理作用的相反,已由动物试验给以证明了。113

        《药用植物》参考本草学的例子比比皆是,传统经验为现代药学研究提供了研究的方向,现代药学研究无法抛弃既有的医药学知识。这是否意味着鲁迅向传统“回归”呢?

        日本现代医学体系在对传统经验的清理中,遵从废医存药的逻辑,传统医学体系中,中药对中医理论具有依附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代医学正是通过废医存药的方式,来否定传统医学。视此为鲁迅向中医的回归,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六 从“文学革命”到“医学革命”

        1929年“废止旧医案”要求全面废除中医,但西医界对中药却另眼相看,西医认为不当把中药与传统中医的其他组成要素混为一谈,西医界特意提出“国产药物的科学研究计划”,事实上以“国产药物”取代“中药”的说法,以“科学”取代传统中医理论,意味着中医不仅没有机会参与中药科学化,成果也与中医理论毫无关系。114 鲁迅翻译《药用植物》,一方面是介绍日本“做西洋医学的”,另一方面,也不失时机地汇入了医学革命的大潮。

        早在1920年,余云岫就发表了《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文中余云岫说:“它(中医)的理论差了,我就不去听它;它的事实是了,我就专从事实上研究它。我想一定是有道理可以寻出来的。所以我的心还没有绝望,我的希望一转身就转移到药物的方面去了”,“我就把我国旧有的本草读起来,实在有很可佩服的地方。”115 在具体操作上,由于缺乏设备,余云岫主要依靠的,仍是本草考证的方式,通过梳理古籍,进而确定药物作用。

        民国时期废医存药的观点最典型的还在药界,代表性人物是生药和本草考证学家赵燏黄(1883—1960),他与鲁迅有相似经历,也曾东渡日本,追求新知,但专业却是药学。将赵燏黄与鲁迅做一对比,是很有意义的。材料显示,赵燏黄同鲁迅有过交往,“一九一三年他(赵燏黄)到北京政府内务部任佥事,当时内务部也管卫生工作……时鲁迅亦在北京政府工作,与他时相过从。鲁迅译述植物学方面的资料,有时常和他研究”。116 赵燏黄与刈米达夫一样,同是生药学家下山顺一郎的学生,曾在其门下学习“和汉生药”,赵燏黄有着与《药用植物》相同的学术承袭。

        赵燏黄对于本草学古籍有着极大的热爱,这与其药学训练密不可分。如研究甘草,赵燏黄先引《本草纲目》:“诸药中,甘草为君,治七十二种乳石毒,解一千二百种草木毒”,这种夸张之词,极易引起对中药之不信任,赵燏黄却在按语中说:“不知者以为经方家浮夸之谈,迨证以最近化学上之学理,始恍然古人已于三千年前经验而得之。惜自古迄今,依旧沿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尔。”117 即便如此盛赞古代的中药经验,赵燏黄对中医理论却绝无好感。与鲁迅译《药用植物》几乎同时,赵燏黄发表《说中药》,认为中药发明极早,但药之研究落后于西洋,“只怪后世的人不肖”,“凭着阴阳五行虚无缥缈的邪说,来讲药理”。118 在这篇文章中,赵燏黄还特别指出研究中药对于否定中医之作用:“等到中药,能用科学的方法,一一研究出道理来,就是中药,也可以制成西药,中西药,只有国产原料上的区别,讲到学理上,就没有中西医的界限了。药的进步,到了这一日,非科学的用药医生,自然会淘汰。”119 西医认为,以科学方法研究中药与废止中医是一回事,鲁迅选择翻译刈米达夫的《药用植物》,赞成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国药”,在反中医的立场上,与《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并无两样,但前者无疑很好地解决了经验有效与理论阙如间的矛盾,从而也摆脱了现“身”说法的策略困境。

        开始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文学家们有着自觉的医者认同,以治病救人为己任,鲁迅尤其如此,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120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医学革命,也始于1917年,这年余云岫发表《灵素商兑》,对传统医学的理论体系展开激烈批判。在新文学界,鲁迅对传统医学也进行着持久的批判,但与周作人、江绍原等直接介入中西医论战的人不同,鲁迅虽然密切关注中西医之间的论战,却始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中西医论战也常以文学方式呈现在文本中121 ,只客观上产生对医学革命的策应作用。但这种情形到了鲁迅创作《“皇汉医学”》和翻译《药用植物》的时候,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不仅表现在批判策略的调整,这两个文本更表明鲁迅对医学革命的直接介入。

        1929年11月10日,自封为医学革命中的“非军事学专家的观战记者”江绍原发表了《冲破旧医药阀的第二道防线》。文章中,江绍原以大革命打倒军阀的逻辑,视西医之废中医为医学革命,而中医中药是反革命的两个阵地,中医是“玄妙阵”,中药是“饭碗阵”,“玄妙阵”已经招架不住,“旧医药阀现在已较前更常常摆饭碗阵了,药革军必须用武之时因之也较前更频繁了”,“务使社会上一般人都晓得汉药并不是脱离了汉医的抱持就非死不可的可怜婴儿”。 122 在医学革命中,鲁迅允许江绍原转载的《“皇汉医学”》,充当了“医革军”的角色,翻译的药学著作《药用植物》,充当的是“药革军”的角色,正当“观战记者”江绍原认为应出动“药革军”,并喊出“杀啊,杀啊,革啊,革啊!”123 的时候。

        终其一生,无论是前期,以现“身”说法的批判策略,全盘否定传统医学,还是晚年釜底抽薪,主张废医存药,在批判传统医学时,鲁迅都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揭示革命者的困境和出路,将为传统知识的近代境遇提供有价值的个案。 

        注释:

        1 72 周海婴口述,柴玉、巨锋记述:《鲁迅并不反对中医》,《知识就是力量》2008年第5期。

        2 景宋:《追忆萧红》,《文艺复兴》第1卷第6期,1946年7月1日。

        3 4 12 13 19 93 许广平:《略谈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二事》,《新港》“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特大号刊”,1956年10月。

        5 8 9 10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医司:《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年》,1985年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拙论引至第35页。

        6 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页。

        7 《一九五四年六月底七月初对中医工作的指示》,载《云南红卫兵资料(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藏,第23页,本文转引自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1页。

        14 参考郜元宝《从舍身到身受——略谈鲁迅著作的身体语言》,《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4期。

        15 笔者认同金观涛、刘青峰二人对新文化运动思维模式的分析:“新文化运动虽然在思想内容上全盘反传统,进行启蒙,但其思维模式却是恢复了传统道德价值的一元论。”(参考《观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21页及《上编:理论探索》)

        16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8页。

        17 27 32 34 36 38 52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8、24、24、408、408、408、408页。

        18 30 120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353、75页。

        20 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2页。

        21 22 66 74 (清)鲍相敖编《验方新编》,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5、113、93页。

        23 (清)鲍相璈编《验方新编》,人民军医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

        24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9卷。

        25 26 31 33 35 68 71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校点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3、609、527、529、1753、1146、1779页。

        28 李经纬:《中医大辞典》,医学研究杂志1999年版,第38页。

        29 (明)朱橚、普济方:《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七十,牙门。

        37 (清)叶天士:《叶天士医学全书》,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344页。

        39 40 41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鲁迅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7、48、163、183、256、257、358、387,394、394、515、687、687页。

        42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团结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页。

        53 参考柳和城《鲁迅到过长崎》,《纪念与研究》1986年版,第43~45页。

        54 参考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63025876249959&wfr=spider&for=pc。

        5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1页。

        56 69 70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184、184页。

        57 《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页。

        58 《孙中山先生昨日病况》,《京报》1925年2月5日,第2版。

        59 《中山先生病况》,《京报》1925年2月17日,第2版。同样的内容也见于别的刊物,如同日《顺天时报》刊载的《孙中山之病决用镭锭治疗》,文下小标题为“本人坚决信西医”。

        60 黄宗汉:《孙中山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页。

        61 62 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119、2120页。

        63 参考王仰清《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122页。

        64 1926年的《马上日记》(六月二十五)谈到梁启超的“腰子”,虽然涉及梁启超“失肾案”引发的中医学论战,但鲁迅没有将注意力集中在医学论争上,故不纳入分析。

        65 如1929年给章廷谦的信中,谈到郑介石病,鲁迅犹不忘讽刺中医:石君之炎,问郎中先生以“为什么发炎?”是当然不能答复的。郎中先生只知道某处在发炎,发炎有时须开刀而已,炎之原因,大概未必能够明白。(《鲁迅注译编年全集》第10卷,第131页)

        67 75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5、87页。

        73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9页。

        76 77 85 86 94 103 104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0、291、50、50、51、50、50页。

        78 参考笔者论文《中医、西医与病人——中西医论战下的疫病书写》,未刊稿。

        79 以上参考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117页;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

        80 89 余岩:《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219、238页。

        81 92 96 98 参考潘桂娟、樊正伦《日本汉方医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章《明治时代的汉医救亡斗争》,以及第285、260、160页。

        82 91 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53、656页。

        83 关于是否收到蒋介石的接见,赵洪均在《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中认为“蒋介石并未接见代表”,但作为请愿代表之一的陈存仁在回忆录《银元时代生活史》当中,详细谈到了蒋介石接见请愿代表的情况,笔者此处采用了陈存仁的说法。

        84 参考张效霞《无知与偏见》,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152页。

        86 译者分别是周子叙和刘泗桥,鲁迅所见的书讯是周子叙译本。

        88 《皇汉医学》广告,《卫生报》第1卷第88期,1929年11月2日。

        90 余云岫:《皇汉医学批评》,《医药学》第7卷第3期,1930年4月。

        95 [日]岡千仞:《观光纪游》,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3页。

        97 [日]汤本求真:《皇汉医学》,周子叙译,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

        99 100 周建人:《回忆大哥鲁迅》,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117页。

        101 李寄:《鲁迅与〈药用植物〉的翻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1年第1期。

        102 熊鹰:《从〈小约翰〉到〈药用植物〉,鲁迅反帝国主义植物学的一次翻译实践》,《鲁迅研究月刊》 2015年第6期。

        105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增订本)》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页。

        106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0页。

        107 参考刘士永:《武士刀与柳叶刀》,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69~74页。

        108 109 110 112 113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2~363、361、363、363、405页。

        111 《药用植物》中简述了中国药学发展情况,说到“梁武帝(西纪五〇二至五四九年)之世,陶弘景著《神农本草经》,始详述了汉药”,这里有误,鲁迅亦未正之。《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亦非一人之手,但现存《神农本草经》确经陶弘景整理过。

        114 参考李建民主编《从医疗看中国史》,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40~341页。

        115 祖述宪编著《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6页。

        116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文史资料选编》第8辑,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153页。

        117 赵燏黄著、赵爱华点校《中国新本草图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118 119 赵燏黄:《说中药》,《社会医报》第124期,1930年8月16日。

        121 参考笔者论文《中医、西医与病人——中西医论战下的疫病书写》第五节,未刊稿。

        122 123 江绍原:《 民俗与迷信》,北京出版社2015年版,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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