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te id="0tbth"></cite>

    <strong id="0tbth"></strong>
      1. 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傅逸尘:难度与理想主义的小说创造

        来源:十月杂志 | 傅逸尘  2019年01月05日08:41

        徐则臣的《北上》搭建起了一个史诗性的架构,试图通过几个具有家族谱系性质的人物群,在两个大的时代中的生活与命运,将大运河的历史及其价值与意义呈现出来。“北上”,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不同族群有着不同的价值意义与生命的期待。从更阔大辽远的层面看,则具有深刻的经济文化的内蕴与思想政治的隐喻,家与国在运河的象征意涵里亦是同构关系。如长城一样,运河本身就是一个言说不尽的复杂存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知识与经验、故事与摄影、历史与地理、命运与风物,你可以从无数的角度去解读与阐释,都会有让你惊讶与震撼的发现。从这个角度讲,《北上》更像是一个可以承载各种批评声音的“超文本”。

        《北上》的叙事是在两个时空的背景里展开的,一个从清末开启,一个自当下出发。结构与叙述是精心设计的,历史与现实交叉,两个时代的人物族群的间离、遭遇、重逢,让历史与现实在一种云烟的笼罩中断续地勾连。叙述人称的转换,也丰富了小说的文学性意味。这种结构本身虽然并非独创,但徐则臣充分利用了时间的长度,让历史与现实在若隐若现中完成自身的生命逻辑,并生发出一种超越了具体生活场景和时空背景的宏阔辽远的审美意味。这种审美意味,在当下的小说中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徐则臣选择了民间的视角、个体的记忆,这也为小说叙事提供了诸多方便,使得运河的存在有了更可靠的依托。小波罗的域外视角,充满了天真的想象和浪漫的猎奇。他一路北上的遭遇,其实担负的是一种叙事的功能,并不具备人物的主体性。小波罗的弟弟“马德福”,坐船参加联军攻打北京。最后“变身”成为一个中国人。引入域外的视角和经验,并最终完成本土性转化,彰显了徐则臣吞吐世界、沟通文化的文学抱负;邵秉义、邵星池父子俩是运河船夫,家庭命运的变迁象征着运河历史的兴衰。谢平遥这个人物是小说的核心,正是他的存在,才使得其后各条叙事线索的汇聚成为可能。谢望和做电视节目《大河谭》是对运河历史的想象和复现,也是重构与改写。周海阔收集运河相关的老物件,在运河边开旅馆,依然是商业文化对运河的借尸还魂。胡念之,对运河进行考古,又从科学的视野搭建起一重关于运河的知识谱系。

        《北上》虽然采用了民间视角,但却是正史讲述的架势,这就给叙事造成了极大的难度。如果你是要写运河史,从民间的角度难以完整覆盖;舍弃了民间的人物与故事,由谁来承载运河的历史与场景?这无疑是个两难选择。而且,这样一群散落在各个时空角落里的人物,缺乏统一而完整的故事贯穿,也没有强有力的矛盾冲突来捏合。这种以运河为主干意象贯穿其他枝干的写法,颇有点散文化的味道。

        这样的写作迥异于徐则臣之前的小说叙事。《北上》的故事很难复述,很难说清楚作品到底讲述了什么故事。几个家族的命运转圜,互相有关系,但又并不紧密,像是一种散点透视的画法而是用散点透视的方式,将若干个人物、若干个家族串联起来。通过运河的主干把这些人物、把这些家族经验聚合到一块儿。从这种拼贴的技法里可以看到后现代美术的影子。书中的部分人物,甚至于不能用传统的小说观念去理解,因为它更多承载的是叙事的功能,这给我造成了观看装置艺术的感觉。单独看,似乎不具有独立的意义,但是拼贴到一起,尤其是读到小说的最后,当几个家族的命运最终汇聚起来时,又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命运感和时空交错的丰盈感。的确,围绕着运河,作品呈现出了多个时空背景下、多个族群、多种人物的生命情态,这也使得作品内部充满了对话的声音,当然也生发出喧嚣和歧义。

        作者对运河的历史、文化、风俗、人情世故、生活场景等的描绘扎实而深入,可见则臣是下了大气力、花了大功夫,对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种将大量的历史信息、相关知识、以及绵密细节揉进小说的写法,从世界文学史上看并不鲜见,这让我想起了麦尔维尔的《白鲸》、翁贝托·艾科的《玫瑰的名字》等长篇小说。从小说文体的层面讲,不停地中断叙事,插入大段知识性的介绍,可能是把双刃剑。这当然会丰富小说,让小说更具历史与文化的内涵与样态;但也会妨碍作家的文学性感觉,影响小说叙述的连贯与故事情节的集中。《北上》亦如此,书中的信息量很大,尤其是,作者掌握了那么多历史资料和知识信息,写作的时候恐怕也是难以割舍的。

        徐则臣之前的小说我几乎都看过,也专门写过作家作品论。从“北京”系列、到“花街”系列,徐则臣的小说讲故事、写人物的功力是很强的。而在《北上》中,他并没有聚焦于具体人物形象的刻画,而是怀着关切的心情进入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开始想象并重构作家眼中的历史经验,这样的写作伦理也使得超越自我成为可能。

        从《耶路撒冷》到《王城如海》再到这部《北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变化的趣向——徐则臣不再满足于单纯地讲述故事、塑造人物,他在作品里寄寓了更宏阔的视野和理想,试图探寻和表达的意义也更加丰富。而原有的那种老老实实讲故事、写人物的写作伦理难以承载作家丰沛驳杂的哲学思辨和思想观念。因此,在小说的形式层面,徐则臣也屡屡抛弃自己熟悉的模式,挑战新的写作难度。这种叙事的难度,既超越了作家既往熟悉的生活和情感经验,更向着长篇小说文体领域敞开并不断延伸。这种跳脱私人经验和小我视野、探寻更加宏阔辽远的审美之境;怀着关切的心情介入社会生活,承担起精神启蒙的文化责任;把叙事的焦点集中在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的大问题上;尤其是重归史诗叙事的尝试和努力,无疑代表了70后作家的一种新的文学追求,亦是青年写作逐渐成熟并走向经典化的必由之路。

        一个优秀的作家,既是一个敢于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者,也必然是一个具有浪漫气质的理想主义者。《北上》体现出了徐则臣的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在他对历史进行重新梳理的过程中,大运河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中间物,显露出巨大的开放性,并向四面八方延伸出无限种生活方式与情感命运的可能性。与之对应的,徐则臣在《北上》中尝试了小说的另外一种写法,小说的结构和形式也恰恰体现出了这种复杂和多义。

        米歇尔?阿勒芒在《阿兰?罗伯-格里耶》一书的引言中作了这样的论述:“作家在其中运用多种割裂的手法,阻止那种因果连贯的结构,否定那种反映一个已变得无法想象的世界之严密结构(已成为过去)的做法。叙述片断之间愈来愈多的错位,故事情节的循环加快了时间和空间的循环,这些都与按年代叙述的直线性针锋相对。”消除个体性和对物的强调让小说中的现实模糊起来。罗伯-格里耶在《为了一种新小说》中说:“从福楼拜到卡夫卡,一种演变关系被强加给了人的精神,它呼唤着一种变化。曾经激励着这两位作家的这一描写的激情,正是人们在今天的新小说中发现的东西。在这一位的自然主义和另一位超感觉的梦幻谵妄之外,勾勒出了一种陌生体裁的现实主义写作的那些首要因素,现在,这样的一种写作正在诞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倒是觉得,徐则臣其实可以采用更具探索性的方法。比如,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美术便是一个巨大而耀眼的存在,但中国的作家似乎还没有将更多的目光投射于它,没有从它身上吸取可以进入小说叙述的元素与观念,这是可惜的。1980年代中期的“先锋小说”尚局限于西方现代主义小说,而西方“后现代主义”绘画比“现代主义”绘画和现代主义小说走得更远。

        那样,或许会有更加丰富的意味产生。

        1号庄娱乐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