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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谈余同友的中篇《四脚朝天》

        来源:小说选刊 | 余同友 程多宝   2019年01月06日10:41

        还是站着比较好一点

        余同友

        如果要我描绘我心目中农民的形象,第一个画面就是“弯着”,他们总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匍匐在大地之上,难得直起腰来。

        这样的画面并没有诗意。因为我的父母就是这匍匐着人群中的一员,长期匍匐让他们人到中年就腰酸背痛,久而久之,腰就总是弯着,总是像背负着重物。在长长的一个时期内,城乡二元化发展使得城乡差别十分巨大,造成严重的城乡二元对立,这又让农民们不仅面对土地是匍匐的姿势,面对所有城市的人也是匍匐的。

        这样的农民形象在我心中扎下根来了,然而,几年前一次回乡经历让我有了新的看法。那一次,我与弟弟一家开车回老家走亲戚。经过一段狭窄的小路,只容一辆车通过,小心翼翼拐过一个弯,我看见对面一辆车向我们相向开来,因为那辆车旁边有一个岔道,我赶紧鸣喇叭,让他们退到岔道那儿稍停一会,先让我们车过去。不料,那辆车也立即大声鸣喇叭,示意我们往后退,而我们已经在这段山路上开了二三里了,很难退回去。于是都相对而开。到了近前,那辆车上跳下一个小伙子,张口就骂:“瞎了眼了?怎么开的车?没看见我们来了!”他摆出一副土地神的样子,抱着胳膊说:“有本身你就从我车上飞过去!”双方僵持在那儿,太阳渐渐升高,晒得人头昏眼花,吵闹没有任何意义,而我们又急着赶路,我只好打电话给大表哥,他曾经当过村小学代课老师和村支部书记,在当地人头很熟。他听说后,骑着摩托车赶来了。一看那小伙子,大表哥就亲切地敬烟,最后让我们付小伙子一百元“辛苦倒车费”,那车才缓缓后退了,让出一条路来。

        大表哥告诉我,这小伙子在外边打工,替人家吸沙厂老板站场子,因为肯拼命,成了保安队长,一年能拿十几万,惹不起啊,人家是躺着就能把钱挣了。我揶揄大表哥,说起来,都是一个村里的,他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你,也太把村长不当干部了嘛。大表哥摇摇头,现在谁跟你讲面子?全靠钱说话,这孩子以前还是我学生呢,当时是挺老实本分的一个孩子,也不知怎么变成这样的?

        “也不知怎么变成这样的?”表哥这一问,也让我思索起来。的确,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度发展,面朝黄土匍匐的农民越来越少了,进城的民工都已经是第三代、第四代了,他们有很多甚至一出生就生活在城市里,他们不再是我印象中的那样一个不变的形象了。那他们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姿势?躺着?坐着?站着?跑着?

        后来,我在一个律师朋友那里看到了一起碰瓷案件的调查卷宗,我发现,在我的那些乡亲们中间,竟然还有一种生存姿势是“瘫着”。

        更让人难过的是,大部分人认为,只要能把钱大把挣着了,管他是什么姿势呢,哪怕是四脚朝天。

        弯着是可怜的,那四脚朝天的“瘫着”呢?拿生命去赌博的“躺着”呢?

        我不想对我的乡亲们去做某种道德判断,我觉得,所有的罪行不能全部算在他们的身上,这一定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某些方面出了问题。于是,我写了这个小说。一个作家当然找不出什么疗救之法,我只是希望,我的乡亲们在任何地方都能真正有尊严地活着,在他们那些生存姿势中,我觉得,还是“站着”比较好一点。

        感谢《小说选刊》!

        旁 评

        谁之过

        程多宝

        《四脚朝天》这部中篇,一开场的情节,由“我”去迎接出狱的阮文明,稍作铺垫,便从“我”的舅舅家族讲起。

        舅舅是村上的外来户,也是家中唯一男子,儿子阮塔生是个单传。舅舅害怕塔生从小被人欺负,想尽各种灌输“英雄好汉”的手段为其壮胆。然而,塔生天性懦弱,以至于一遇强手就“四脚朝天”倒地不起,还美其名曰“躺在地上会舒服一些”。

        应该说阮塔生的“四脚朝天”,多少带有阿Q式的逃避,这种农民似的狡黠,是一种不与人计较眼前得失的憨厚智慧。塔生似的“滥好人”,当下农村俯拾皆是。舅舅自甘认命,极力培养塔生成为种地好手。按理说,若是凭着苦做苦累,塔生在农村应该拥有自己的幸福生活。然而,惯于底层写作的作家,却残酷地揉碎了我们的阅读预期:看似老实无能的阮塔生,企图以一次次“四脚朝天”换来苟且;然而,鄙视父亲窝囊处世哲学的阮文明身上,却流淌着一股狠劲。

        与父亲塔生不同,文明的这股狠劲更多的是来自于后天,是与生活与邪恶的抗争,最终成为逞强斗狠的暴徒。看起来“自轻自贱者成了弱者武器,让人悲凉而警醒”(《小说选刊》“责编稿签”语),但是,塔生屡试不爽的“四脚朝天”,却没有庇护或是影响到儿子,反而父子一起卷入一场场没完没了的灾难旋涡。最终,在“我”的通风报信之下,儿子躲避官司逃走,“一人扛罪”的塔生刑满释放后打回原型,为了蝇头小利继续充当被人诟病的“四脚朝天”。

        一次次“四脚朝天”,塔生并未换来苟且偷生,反而还搭上了儿子文明的前程。这一切究竟谁之过?身处底层的塔生父子,面对着碾压式生存状况与窒息式人际关系,他们或忍辱负重或一马骁勇的做法,终将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

        在十二岁那年,文明的母亲做农活时中了农药之毒,村医国强因陪上级来人搓麻时误了就诊时间。目睹母亲白白葬送性命,少年文明滋生了仇恨的种子,并从此叛逆、反抗,否定了父亲的“四脚朝天”人生经验。为劝儿子上学,塔生只好答应摊牌的儿子:一个外出打工,一个继续读书。

        然而,无法安心学习的文明很快随父进城打工,在工地上不甘凌辱与人争斗,其舍命相搏的无畏,被某赌场老板相中。一时,手执钢刀的文明似乎找到了人生价值,一度吃香的喝辣的。

        命运的玩笑却一路尾随着文明。他的这种生活际遇属于石板栽花,所谓的辉煌难逃昙花一现。因为赌场内有人涉毒,文明躺枪被抓入狱。刑满之后被“我”找人安排了快递工作,日子算是有了转机:文明有了对象,加上父亲“四脚朝天”的示弱,这对父子一度有了希望。只是好景不长,因为遭受一个蛮不讲理的贵妇投诉,文明再次失去工作,并在与快递公司管理人员的说理与打斗之中寡不敌众而致残,又因一时找不到说理之处,对一切失望的父子俩暴制暴,一度做起了碰瓷豪车讹人骗钱的勾当,最后被公安缉拿……

        运交华盖的文明,看似有着其偶然的悲惨命运,其实这一连串的磕绊,早就在小说之初就埋下不幸的种子。舅舅英雄气概,塔生动辄“四脚朝天”,文明崇尚拳脚江湖……直到头破血流,塔生这才清醒:“天靠不住,天是给人看的,只有大地才能托住他……好像天上才住着他要申诉的对象。”

        一家三代人性格迥异,却无一例外地遭受了命运捉弄。看似底层人物的悲哀,实则是他们没有定位自己的底层生存法则有关。小说中,作家以“我”( 初中语文老师)的视角叙事娓娓道来,看似轻松略带诙谐,却渗透着说不出来的悲悯。好不容易在城市勉强立足的“我”,几次想通过有限人脉拯救这对父子,然而生活却一次次嘲讽了“我”:性格软弱的塔生的“四脚朝天”没有唤起世人怜悯,反而使他无辜无助之际,内心残留的一丝善良、懦弱化为冰硬的阴冷;崇尚匹夫之勇的文明,一次次“有理不能走遍天下”……

        从小说创作来说,这是一个成功的中篇。作者以主人公亲戚的身份和视角参与到故事中去,用倒叙手法回忆,用回忆的方式交代人物背景。语言质朴,叙事传统。“四脚朝天”是一个好的隐喻。从最初的服软投降式“四脚朝天”,到最后的勒索式“四脚朝天”,完成了人物形象“质”的转变。

        作家以时空交叉的方式叙事,穿插着“我”的苟且家事与“舅舅”一家三代人的苦难,述说悲天悯人情怀,令人掩卷深思:“我”与舅舅这一家三代人的命运,何时才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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